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两千年来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两千年的沉淀见证了封建社会的始末。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到批林批孔的闹剧，儒学的地位一落千丈，社会形态、人际关系、经世济民之道的急剧变化也导致了儒学的适用性遭到了质疑。然而千年的伦理纲常并非百年突变所能颠覆，东方哲学也并没有被西方思想彻底侵蚀，尊孔的思潮或许还会复兴，但是对于其思想的重新解读至关重要，犹如朱熹官学的解读顺应了宋明清中央集权的需求，对于经典在新时代的重新解读有利于思想的延续与发展，同时防止对经典误解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本文中，我罗列了一些我对于经典意义的疑惑，希望将来有人能定义其新的内涵。
《论语·子路第十三》：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在前三十年中，父子互相举报，夫妻双方揭发，兄弟姐妹自相陷害，骨肉相残划清界线，“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情况应该是发生过的，在后三十年，先富起来的人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情况，也应该是发生过的。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那么哪一种行为才是正确的呢？
如果孔子本意是封建社会的大型家族荣誉感维系社会稳定，那么这种荣誉感对于现代官僚体系、社会系统是否同样必要呢？对于法治社会下的小型化的家庭单元是否依旧重要呢？
《论语·雍也第六》：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首先，这不太符合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需求，消费已经成为社会进步主要动力，为创新与生活质量买单，对于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已经成为一般人的共识。安于贫贱，与急功近利依旧是相对的两个词，但是不再是后者唯一的解决之道。凭自身本事赚干净的钱，不铺张浪费，在合理的与自身相称的范围内消费也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那么，对于少数人来说，这种近乎犬儒主义的处世态度，是否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呢？是否值得效仿呢？是否真的是一种解脱呢？是否需要做到苦行的地步呢？
于2018年夏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