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来回归忙碌的学习生活而减少了通勤，阅读时间也随之大大减少，读完头两册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其间阅读时断时续。其中有两次差点掷卷，第一次是尼古拉·罗斯托夫伯爵与多洛霍夫的豪赌，第二次是塔娜莎·罗斯托娃伯爵小姐的见异思迁，仿佛故事不能按照理想的情况发展而感到不适（本文的译名均采用刘辽逸的译本）。当然也有令人欣喜的高潮部分，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与塔娜莎的相遇，与索尼娅参加的那场化装舞会。另外，著作对俄国风俗、战争、军旅生活、贵族社会、狩猎、舞会、东正教、共济会、民俗、农奴改革等的详尽描写也令人称道，正如屠格涅夫称之为”一部集叙事诗、历史小说和风习志之大成的、独树一帜的、多方面的作品”。
全书分四册，前两册主要讲述了1805年到1812年、奥斯特里茨战役前夕到1812年的俄法战争前夕。虽然书名为战争与和平，但是前两册对战争的叙述主要集中在三皇战役中安德烈和尼古拉二人的遭遇中，其余部分则详尽的描述了以皮埃尔·别祖霍夫伯爵、安德烈、尼古拉、鲍里斯四名年轻人面对的不同的命运，与他们所邂逅的不同的爱情故事。当然，也有评论以别祖霍夫、博尔孔斯基、罗斯托夫、库拉金四大家族进行划分，但于我个人而言，以年轻男性的视角进行阅读更有代入感，更有助于从他们的想法与行为中、迷茫与抉择中寻找答案。就前两册而言，四人截然不同的人生起点、性格与机遇，决定了各自截然不同的命运，令人感慨。
皮埃尔·别祖霍夫伯爵
故事是从皮埃尔归国后参加的一场宴会开始的，一开始他只是初出茅庐的后辈，交际场上的雏儿，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但自老伯爵去世、到私生子成为合法的继承人之后，一夜暴富的皮埃尔却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财富而不断受到贵族社会的折磨。从他毫无选择地与海伦·库拉金娜结婚开始，到与多洛霍夫的决斗，再到试图从共济会中寻求解脱，与其始终沉溺与狂饮狂欢，无不是他善良、但缺乏主张的性格与外界诱惑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他有努力通过宗教、日记、书籍和社会改革来寻求救赎，但因为自身能力有限，而鲜克有终，期间也顺便描述了四类人对宗教不同的目的，与农奴制改革中遇到的重重困难。直到前两册结束，皮埃尔依然是迷茫的，他试图帮助安德烈公爵从失忆中恢复，却又嫉妒他恢复后的踌躇满志。至此，他仍是那个善良慷慨的、与上层社会格格不入的、多余而奇怪的、伯爵夫人的丈夫。
除了命运弄人，本作对于爱情、或者婚姻的阐述也引发了人们深深的思考。其中，瓦西里公爵一手操办的皮埃尔与海伦的不幸的婚姻中，有两段颇为令人感慨的爱情描写，分别是皮埃尔的倾心,与在瓦西里公爵和安娜·帕夫洛芙娜女官逼迫下的求婚。皮埃尔无主见的性格决定了他难以逃脱这场注定了的婚姻，但也不能否认在这其中有那么一丝爱情的成分在作祟，哪怕只是电光石火之间。
他欠起身来想走过去，可是姑母从海伦背后直接把鼻烟壶递了过来。海伦向前俯身让开地方，微笑着回头张望。她跟通常参加舞会时一样，穿着流行的袒胸露背的衣裳。她的上半身（皮埃尔一向觉得它像大理石雕刻的）离他的眼睛是那么近，他不由得用他那近视眼细看她那具有生动魅力的肩膀和脖颈，并且离他的嘴唇是那么近，他只消稍一弯身，就能碰到她了。他感觉到她的身体的温暖，闻到香水味，听到她呼吸时束腰轧轧作响。他看见的不是和她那衣裳构成一个整体的大理石雕像般的优美，他看到的和感觉到的是她那仅仅遮着一层衣服的身体的全部魅力，他既经看见了这个，就再也不能看到别的了，就像我们不能再相信既经揭穿的骗局一样。
“难道您到如今还没留意到我是多么美吗？”海伦似乎在说。“您没留意我是个女人吗？是的，我是可以属于任何人，也可以属于您的女人。”她的眼神这么说。也就在这一刻，皮埃尔感觉到，海伦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做他的妻子，不会有别的可能。
关于这一点他此刻确信无疑，就像他现在正和她举行婚礼似的。这件事怎样实现？什么时候实现？他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这件事是好是坏（不知为什么，他甚至觉得这不是件好事），但是他知道这将要实现。
皮埃尔把眼睛垂下去，又抬起来，重新想把她看作一个离他遥远的、对他陌生的美人儿，就像他每天看见的她那样，但是他已经办不到了。正如一个人先前隔着雾把乱草丛中一根草当作一棵树，在已经看出是草以后，就再不能把它当作树了。她离他太近了。她已经对他产生了支配的力量。他和她之间，除了他本人的意志的障碍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别的障碍了。
送客人的时候，皮埃尔单独和海伦在小客厅里坐了很久。在这以前，在最近一个半月里，他也常常单独和海伦待在一起，但是从来没有向她谈情说爱。今天他觉得必须这样做，可是他怎么也下不了决心迈出这最后的一步。他心中有愧，他似乎觉得他在海伦身旁占的是别人的位置。“这个幸福不该我来享有，”内心的声音对他说，“这个幸福是给那些没有你所拥有的东西的人们预备的。”
…..
“非得跨过这一步不可了，但是我办不到，办不到。”皮埃尔想，他又闲扯起来……
…..
“在这种场合应当说点特别的话。”他想道，可是他怎么也想不起究竟该说什么。他注视了一下她的脸。她更偎近他，脸上泛起了红晕。
“咳，摘掉这个……戴着这个怎么……”她指着眼镜说。
皮埃尔摘掉了眼镜，他的眼睛除了具有一般戴眼镜的人常有的那种怪相外，还带有惊疑的神情。他想弯身吻她的手，可是，她的头又快又粗鲁地一摆，截住他的嘴唇，让它凑到自己的嘴唇上。她那变得令人不快的惊慌神色，把皮埃尔吓了一跳。
“现在已经晚了，一切都完了。实在说来，我也是爱她的。”皮埃尔想。
“我爱您！”他想起在这种场合必须说的话，于是就这样说了，但这句话说得有气无力，连他自己都觉得可耻。
一个半月后，他举行了婚礼，并且迁进了新居——彼得堡一所重新修整的别祖霍夫伯爵的大公馆，人人都羡慕皮埃尔，说他是拥有美妻和百万家产的幸运儿。
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
安德烈在四人中最有天赋，年纪也最长，公爵的身份令他少年得志，然而不断地不幸与幸运令他陷入不同阶段对自身价值的衡量与对自身命运何去何从的诸多思考。在三皇会战中对拿破仑狂热崇拜，做着时刻准备着以一人之力拯救全军的英雄梦，结果因为战争失利而受伤被俘，同时意外见到拿破仑渺小的一面，而对天空，对拿破仑，对自己的人生追求产生了全新的认识，再加上丽莎·博尔孔斯卡娅的分娩死亡，而一蹶不振，开始了独居的田园生活，并拒绝参军，履行义务。此后，仿佛是在等待一个机会一般，在渡船上接受了皮埃尔的开导，着手农奴制改革的事务，渐渐地又变得坚强开朗起来。后来在奥特拉德诺耶初遇塔娜莎，被她的快乐所感染，决定去彼得堡，“把他的人生经验运用到实际中去”。
“不，才活了三十一个年头，并不能就算完结，”安德烈公爵坚决果断地说，“光是我对自己的一切都知道是不够的，要让大家都知道，连皮埃尔和那个想飞到天上去的少女也都知道，要让大家了解我，我不应当只为我个人而活着，不要把我的生活弄得和大家的生活毫无关系，而是要我的生活影响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和我一起生活！”
之后在舞会上与塔娜莎的热恋，订婚，一年之约。这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让人感叹爱情的力量。大部分的爱情是在电光石火之间的合拍，荷尔蒙与冲动的作用下开始的，那么这样的爱情如同火苗一般，必定是灼热且美好的，不受控制的，但也往往难以长明。塔娜莎过分的自恋，对公公和大姑子态度的不满，同时受到阿纳托利·库拉金同样热烈而美好的爱情的诱惑，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取消了婚约并决定私奔，使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损害。读到塔娜莎移情别恋时，我带着安德烈公爵的那种自负感到愤然，对爱情又是轻蔑的一笑，正如同安德烈第一次遇到桦树林中的那棵老橡树时心灰意冷的那样。
路边立着一棵橡树。它大约比林子里的桦树老十倍，粗十倍，比桦树高两倍。这是一棵有两抱粗的大橡树，有些枝杈显然早先折断过，树皮也有旧的伤痕。它那粗大笨拙、疙瘩流星的手臂和手指横七竖八地伸展着，像一个老态龙钟、满脸怒容、蔑视一切的怪物在微微含笑的桦树中间站着。只有它对春天的魅力不愿屈服，既不愿看见春天，也不愿看见太阳。
“春天，还有什么爱情，幸福！”这棵橡树似乎在说，“你们对这老一套毫无意义的愚蠢欺骗怎么不觉得厌倦呀！永远是这么一套，永远是欺骗！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太阳，也没有幸福。你们看那些被压死的枞树永远孤零零的站在那里，再看看我，我伸出我的伤了皮肤、断了骨头的手指，不管手指从哪儿长出来——从背脊或者从肋部，不管从哪儿长出来，我仍然是老样子，我不相信你们那些希望和欺骗。”
在经过这片树林时，安德烈公爵好几次回头看这棵橡树，好像从它身上希望得到点什么似的。橡树下有花有草，但它在这些花草丛中愁眉苦脸，相貌丑怪，性子执拗，站着一动不动。
“是啊，它是对的，这棵老橡树一千倍地正确，”安德烈公爵想道，“就让别的年轻人再去上当吧，可是我们是知道人生的，——我们的一生已经完了！”这棵老橡树在安德烈公爵心中引起了一连串绝望的、然而令人愉快的淡淡的愁思。在这次旅途中，他仿佛重新把自己的一生思考了一遍，又得出从前那个心安理得的绝望的结论：他已经无所求，既不做什么坏事，也不惊扰自己，不抱任何希望，度过自己的后半生。
对于低等一些的动物而言，一次性的爱情已经足够完成繁衍的全部需求了，然而对于复杂的人类社会、近现代人际关系稳定性而言，爱情必须是更长久一些的，不能发生两次的。这种约束是违反人类本性的，这不过仅仅是在人类漫长进化中的某一阶段，对于繁衍效率最大化的一种妥协。于是乎，人们往往把经得起考验的，称之为伟大的爱情，那么是不是应该去考验爱情呢？如果没有一年之约的阻挠，安德烈与塔娜莎是不是也会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呢？
尼古拉·罗斯托夫伯爵与鲍里斯
二人从小一起长大，同为没落贵族，都有青梅竹马，尼古拉与索尼娅，鲍里斯与塔娜莎，一同参军，却因为环境不同，变成了截然不同的二人。鲍里斯，少年时并看不惯溜须拍马，趋炎附势，但自从发现特殊关系带来的好处，变得势利起来，处处巴结，获得了地位与财富，与大龄富婆朱莉·卡拉金娜结了婚。而罗斯托夫在骠骑兵中跌爬滚打，从对亚历山大的崇拜，到第一次冲锋的受伤的渐渐成熟，与安德烈不愉快的冲突，在战地医院探望库图佐夫时见到的景象，到请愿时见到两位皇帝交换勋章时的反思，尼古拉的价值观不断成型。对上层社会的厌倦而寄情于“既能悠闲自得，又能觉得自己有益，而且是在履行义务”的军旅生活，到受到落魄家庭的召唤，退伍回家主持家务，尼古拉的故事虽然不如皮埃尔和安德烈的跌宕起伏，不如鲍里斯顺风顺水，但更像是普通青年的奋斗史，充满了热情和勇敢。
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尼古拉与索尼娅二人的心意。托尔斯泰并没有赋予索尼娅太多美好的品质，在托尔斯泰笔下，塔娜莎是一个不带有上流社会的共同烙印的，漂亮可爱的，能歌善舞的，充满活力的小姑娘，当与索尼娅共同出席舞会时，女主人会给以塔娜莎一个别样的赞美的微笑。不起眼的索尼娅长得并不可爱，也不善言辞，哪怕是与塔娜莎在一起的时候，而正是这样一个小姑娘，表现出了忠贞不渝的珍贵的品质，终于在化装舞会时得到了她所追求的罗斯托夫（虽然从剧透来看，最后他们没在一起）。
阿纳托利·库拉金
整个库拉金家族都被塑造成了反面形象，瓦西里公爵的老奸巨猾，海伦的庸俗轻浮，阿纳托利的放荡形骸。然而即便他们是天性本恶，上流社会的烙印最终使他们变本加厉。以阿纳托利为例，他的社会地位支持了他的幼稚想法，他认为别人都应该借他钱，而不还钱则是天经地义。他利用金钱摆脱了他的前妻，获得了单身汉的自由，从而更加肆无忌惮地勾搭太太小姐和茨冈女人。他试图利用大使的身份，与塔娜莎私奔。他丝毫不会去考虑二万卢布花光以后要怎么生活，因为他觉得他活在世上，就应该一直享受荣华富贵。缺乏合适的引导，使他变成了这样一个反面角色。
附录
总的来说，在前两册中，主角们都在各自的成长中变得鲜明起来，即将迎来的是各自在俄法战争的巨大抉择面前如何应对。第三册的开头就是一段极精彩的，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原因的辩证论述，其中讨论了单一原因的微不足道，伟人的渺小，历史洪流的必然性，与不同角度解读皆合理的观点。以下附上原文。
一八一一年末，西欧军队开始加强战备，并开始集中，一八一二年，几百万军队（包括运输和供应人员）由西而东向俄国边境移动，从一八一一年起，俄国军队也同样向边境集结。六月十二日，西欧军队越过俄国边境，战争开始了。也就是说，一个违反人类理性和人类天性的事件发生了。几百万互相对立的人们，犯下了世界所有法庭用几个世纪都记录不完的无数的残暴、欺骗、背叛、盗窃、作伪、发行伪币、抢劫、放火、杀人，而那些这样干的人们，当时并不认为这些是罪行。
是什么引起这场非常的事件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史学家满怀天真的自信说，其原因是奥尔登堡公爵的受辱，大陆体系的破坏，拿破仑的野心，亚历山大态度强硬，外交家的错误，等等。因此，只要梅特涅、鲁缅采夫或者塔列兰在朝见和招待晚会的时候，勤勤恳恳作一番努力和公文写得更巧妙些，或者拿破仑应当给亚历山大写一封信：“我同意把公国交还奥尔登堡公爵”，战争就不会发生了。
当然，那时人们就是这样理解那次事件的。当然，在拿破仑看来，战争的原因是英国的阴谋（他在圣赫勒拿岛就这样说过）；当然，英国的议员们认为，战争的原因是拿破仑的野心；奥尔登堡公爵认为，战争的原因是加在他身上的暴行；商人们认为，战争的原因是使欧洲破产的大陆体系；老军人和将军们认为，主要的原因乃在于必须使他们有事可做；当时帝王复辟主义者认为必须恢复好的原则，而当时的外交家们则认为，一切都由于一八〇九年俄奥联盟未能十分巧妙地瞒过拿破仑，还由于一七八号备忘录措词拙劣。当然，这些由于无数不同的观点而得出的无穷无尽的原因，都是当代人的想法；但在我们看来，——我们这些观察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和了解它的单纯而且可怕的意义的后代人看来，这些原因都不充分。使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拿破仑有野心，亚历山大态度强硬，英国政策狡猾，奥尔登堡公爵受辱，就引起几百万基督教徒互相残杀，互相迫害。那些情况与屠杀和暴行究竟有什么联系，令人难以理解；为什么由于公爵受辱，成千上万的欧洲另一边的人们就过来屠杀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的人们，同时也被这些地方的人屠杀。
在我们这些后代人看来，——我们不是史学家，不迷恋于探索过程，因而能以清醒的常识头脑来观察，——事件的原因是多得不可胜计的。我们在探索各种原因时越是深入，我们就越是发现，每一个孤立的原因或者一系列原因，就其本身来说，我们都觉得同样是正确的，但同大规模的事件比较起来，就其微不足道来说，又同样是错误的，就其不足以引起事件的发生来说（如果没有其他各种原因巧合的话），也同样是错误的。在我们看来，一个法国军士肯不肯服第二次兵役，如同拿破仑拒绝把他的军队撤回维斯杜拉河左岸以及拒绝交还奥尔登堡公国一样，也是一个原因：因为，如果他不愿服兵役，第二个也不愿，第三个、第一千个军士和士兵都不愿，拿破仑的军队就少了很多人，战争也就不可能发生了。
如果拿破仑不因人家要求他撤过维斯杜拉河而恼怒，不命令他的军队进攻，就不会有战争；但是，如果所有的军士都不愿意服第二次兵役，战争也不会发生。如果英国不玩弄阴谋，没有奥尔登堡公爵这个人，亚历山大没有受辱的感觉，俄国没有专制政体，没有法国革命以及接着而来的专政和帝制，还有引起法国革命的一切，等等，——如果没有这一切的话，也就没有那次战争。这些原因中只要缺少任何一个，那就什么事也不会有了。由此可见，这一切原因——千万个原因——遇到一起，于是就发生了已经发生的事。所以说，并没有哪个事件是独一无二的原因，哪个事件之所以必然发生，只不过因为它不得不发生罢了。几百万放弃人类感情和理智的人们从西方到东方去屠杀他们的同类，正如几世纪前成群的人从东方到西方去屠杀自己的同类一样。
事件的发生或者不发生，仿佛系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句话，其实他们的行动如同每个以抽签或者以征募的方式去出征的士兵一样，都是不由自主的。这不能不是这样，因为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他们好像是决定事件的人们）的意志之所以能够实现，必须有无数的、缺一不可的情况的巧合。必须有数百万手中握有真正力量的人们，也就是那些从事射击、运输给养、枪炮的士兵们，同意执行那些软弱的个人的意志，而且受无数复杂的、各式各样的原因的驱使，使得他们不得不那样干。
为了解释这些不合理的历史现象（就是说，我们不理解这些现象的理性），必然得出宿命论。我们越是尽力合理地解释这些历史现象，我们就越觉得这些现象不合理和不可理解。
每个人都为自己活着，利用自由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以全部身心感觉到，他现在可以或者不可以从事某种行动；但是他一旦做出来，那么，这在某一个时刻完成的行动，就成为不可挽回的了，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它在历史中是不自由的，而是早已注定的。
每个人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个人的私生活，它的兴趣越抽象，就越自由，一种是天然的群体生活，人在其中就必须遵守给他预定的各种法则。
人自觉地为自己活着，但是他不自觉地充当了达到历史的、全人类的各种目的的工具。一桩完成的行为是不可挽回的，而且一个人的行动和千百万别人的行动在一个时间内汇合一起，就具有历史的意义了。人在社会阶梯上站得越高，联系的人越多，那么，他对别人就越有支配权，他的每一行为的预先注定和不可避免就越明显。
“国王的心握在上帝手里。”
国王是历史的奴隶。
历史，就是人类不自觉的、共同的群体生活，它把国王每时每刻的生活都用来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一八一二年的拿破仑，虽然比任何时候似乎更有权来决定流还是不流自己人民的血（正像亚历山大在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其实他比任何时候更服从必然的法则，被迫为共同的事业、为历史完成那必须完成的事（而他却觉得他的行动是随心所欲）。
西方的人们向东方出发进行互相屠杀了。为这次进军和战争做准备的千百个细小的原因，按照各种原因偶合的法则，都自然而然地起着作用，并且正好同那次事件相配合，那些原因是：对违反大陆体系的指责；奥尔登堡公爵事件；向普鲁士进军（拿破仑以为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得到武力的和平）；法国皇帝对战争的癖好和习惯，他的臣民和他有共同的脾性，以及他对盛大堂皇的准备工作的爱好；用在准备工作上的开支；必须取得利益以补偿这笔开支的需要；他在德累斯顿接受的令人陶醉的荣誉；当代人以为是诚意求和而结果却伤了双方自尊心的外交谈判；以及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促使事件的发生并同事件巧合的等等原因。
苹果成熟了就掉下来，——它为什么掉下来？是因为地心引力吗？是因为茎干枯了吗？是因为太阳把它晒干了吗？是因为它太重了吗？是因为风吹了它吗？是因为树下有一个小孩想吃它吗？
这都不是原因。这一切只是每个重大的、的、自发的事件得以实现的各种条件的偶合。植物学家认为苹果之所以落下来，是由于细胞组织腐败等等原因，站在树下的小孩却认为，因为他想吃苹果，并且为此做了祈祷，所以它才掉下来，植物学家和小孩都同样正确。说拿破仑去莫斯科是因为他愿意去，说他毁灭是因为亚历山大希望他毁灭，这样说的人，也对也不对，同样，一座被刨倒的一百万普特的山之所以倒下来，是由于最后一个工人用十字镐刨了最后一下，说这话的人也对也不对。在各种历史事件中，那些所谓伟大的人物，不过是给事件命名的标签罢了，他们也正如标签一样，与事件本身关系极少。
他们每一个行动，他们觉得仿佛都是他们独断专行似的，其实从历史的意义来看，却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与整个历史过程相关联，而且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决定了的。
2018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