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局外人》，正好两篇都是与凶杀案相关，就放在一起整理了。
弑父
两本小说都提到了弑父案，《卡》中讲了老卡拉马佐夫被杀的案件引起了全俄轰动，《局》中则是将默尔索冷落母亲的态度比作弑父的预演，两本小说都有很强的宗教色彩，无论是俄国的东正教还是法国的天主教，两者都认为弑父是十恶不赦的。
最近国内外宣工作做得挺认真的，试图从理论方面建立文化自信，其中就包括一种研究西方文明起源的，并从古希腊罗马中总结出西方文明的特点。希腊神话中就有很多的弑父的情节，而中国传统则是非常尊老的，学者总结其中的原因为：古希腊为海洋文明，中国为农耕文明，海洋文明陆地资源贫瘠（养不活人），人们崇尚冒险（当海盗），所以为了生存，弑父更常见；而农耕文明容易发展成氏族社会，依赖长者的经验和社会关系，所以父亲更受到尊重。到这一步都很合理，但这种论调的流行难免有一点误导作用，误导人们把现代西方文明和古代西方文明联系在一起（毕竟我们有自己的文明是连续的的潜意识），从而推导出不恰当的结论。
总的来说，还是要更全面，更广泛地去看待问题，比如在弑父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在近现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弑父都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
审判
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小说的缘故，两场审判都是由舆论和潜意识推动的，而不是由证据推动的。也许这样的创作更能更深入地对社会和人性进行探索，但是对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来说，可能有误导作用，对其司法体制的公正性产生怀疑，特别是对于我这种缺乏相应阅读量的读者而言。
时代
《卡》是1880年结束连载的，《局》是1940年完成创作的，相差时间60年。两者给人的感觉前者是一个遥远的半开明封建社会，教会处于权力的末期，新青年正在接受欧洲的新知识浪潮，女性或是愚昧，或是正承受着转变带来的身份认知差异的痛苦；而后者则是一个与当下无异的现代社会，人们享受着城市与海滩，养老院或许还存在非议，但人们已经开始接受。
从这个角度来说，两本书都是伟大的，都在描述一种社会转变的瞬时态，分析转变带来的影响，预示着转变带来的后果。
《局》通过对父亲与三兄弟的描写，暗示了旧沙俄在民族、欧洲思潮、宗教三驾马车的冲击下，或是并驾齐驱，或是分崩离析，作者在结尾对沙俄的何去何从，同时表达了忧虑和希望，在沉重的审判之后，德米特里开始逃亡，阿辽沙开始悼念，车轮又开始滚动起来，继续前行。
《局》则读起来像一瓢清水，因为在现在这个高度城市化的快节奏社会里，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平平无奇了，要是这么一件案子放在今天，可能连新闻都上不了。或许《局》的意义就在于他先验地描绘了这样一个冷漠的人际社会，在那个公交车刚刚开始普及的年代。现在读起来，《局》就像是一根针，试图刺痛读者，然而读者被刺痛之后，却无法再记起更加久远的时候，完全基于家庭的生活关系是怎么样一副光景了。